本期嘉宾是 Speechify 创始人兼 CEO Cliff Weitzman——13 岁搬到美国时一句英语不会讲，患有严重阅读障碍和多动症；他打造的语音 AI 产品如今被超过 6000 万人使用，每天测试近 1000 条 AI 生成的广告。将近两小时的对话里，他聊了拜访全球 100 位 CEO 的收获、增长套利、Token 支出超过薪资的组织哲学，以及用 AI 救回父亲的故事。

我 13 岁搬到美国，那时不会说英语，我父母只知道三所学校：哈佛、MIT 和斯坦福。升学顾问建议我申请 6 所，我开始填申请表，很快就意识到：哪怕 SAT 满分、成绩全优的孩子，录取概率也只有大约十分之一。我想，行吧，这就是买彩票——怎么才能赢下彩票？比别人买更多的彩票。

我阅读能力实在太差，每天都去上「学业辅导课」，放学后不回家，回到辅导教室去申请大学。主文书别人写三个版本、五个版本，我写了 48 稿，后来不得不再注册一个 Common App 账号，因为我申请的学校不是上限的 20 所，而是 26 所。结果很多我一心想去的学校没录取我，反倒是一大堆我压根没指望的学校录取了我。所以我这辈子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用工作量取胜——投更多的申请、争取更多的机会，多扔几个三分球。

我的阅读障碍非常严重，小学一到四年级都学不会怎么读。2015 年我们做了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文字转语音模型，如今它每年为人们朗读的文字，相当于 1000 多万本书的量。

14 岁那年，我在毕业纪念册上给每个朋友写一模一样的话——「David, you are a great guy」「Steve, you are a great guy」——因为我不想在别人的纪念册里写错字。八年后，我为哲学课写了一篇 30 页的论文，朋友帮我检查，全文只有三个拼写错误。我哭了。14 岁的 Cliff 绝想不到自己能去布朗大学，更想不到能写出一篇只带三个拼写错误的论文——因为我能用 Speechify 把拼写错误「听」出来。

如果你有阅读障碍，9 岁那年，在你本该擅长的那件事——阅读——上出了状况，有两条路。第一条：你认为整个世界都在跟你作对，滑向一条非常黑暗的路。被监禁的人里有 40% 患有阅读障碍，尽管它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只有 17%。第二条：你不断尝试，慢慢形成一种信念——失败没关系，只要你试得足够多，你终究会成功。亿万富翁里也有 40% 患有阅读障碍。这恰恰就是创业本身：你在把胜算堆到自己的对立面，同时磨炼一种永不言弃的逆商。

多动症也一样——患 ADHD 的人绝对不是反应慢、不是懒、也不是笨，只是大脑运作方式不一样。如果你的大脑能以每分钟 600 词的速度运转，而阅读只能到每分钟 200 词，那么一旦你开始以 600 词的速度去听，你当然就不会走神了。经营一家公司要求你对工程、设计、QA、GTM 所有事情同时负起责任——患多动症其实非常适合当 CEO。

第一件事：只要邮件写得好，不管对方多厉害，都会回你。我联系过 Instagram 的 Mike Krieger、Twitter 的 Ev Williams、Plaid、23andMe、Honey、Grammarly 的创始人，还有 Robinhood 的 Vlad——他们后来都在很早的阶段成了 Speechify 的投资人。第二条经验还是堆工作量：CEO 不回，我就给 CMO 发消息；CMO 不回，我就去找增长负责人；礼貌地一直跟进，直到他们要么叫我别再发了——这种情况不到 1%——要么答应跟我聊。

约上 Zoom 之后，有一招几乎总能奏效：过去 15 年我每年听 100 本书，所以我会问「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那些书我大概率读过，我们就因为这本书有了共鸣。然后我说：天哪，我这周日正好要去丹麦，要不要出来聚聚？然后我就订张机票，直接出现在他面前。最近我对 Lovable 的 Anton 也是这么干的。

增长本质上是一场套利游戏。你在和全世界每一个想把产品摆到用户面前的人竞争，杠杆点只有两个：要么是你做出来的内容，要么是你分发内容的方式。

Blinkist 的创始人像顺口一提说过一句话，帮了我大忙：在你每月花在 Meta 上的钱达到 10 万美元之前，别费心去其他任何非 Meta 的平台投放。从那以后我停掉了其他所有投放。我还意识到，那些公司里很多身居高位的管理者其实已经手生了，所以我会往下探两三个层级，去找真正在买量、真正在剪内容的人。我确保公司里每个人，无论职位多高，都不是坐在后方发号施令的胖将军，而是能拔出剑、双手放在键盘上亲自上阵的战士。

我们招过一位增长负责人，30 天毫无动静，60 天还是毫无动静。他说「我们正在招人」。我说：我给你 7 天，这 7 天里我要看到你用 CapCut 做广告、自己剪广告、自己上手投放。如果没有，我们就很难继续合作下去了。就像 Keith Rabois 说的：你要招的是「枪炮」，而不是「弹药」——那种能独自从 1 做到 10、把全流程都扛下来的人。

公司会像健美选手一样经历增肌和减脂的周期，你没法在一周之内来回切换，必须承诺用大约六个月专注做其中一种。Speechify 花了四年半才找到产品市场契合点，产品本身几乎没变。2020 年开始飞速增长，我拼命琢磨怎么往火上浇油。中间有段时间我特别烦躁，于是按 30 分钟一格记录自己的时间，每天 48 格，发现 30% 在帮别人干活、30% 在学 SEO。我下定决心：从那一刻起，不许再学任何东西，只许执行——看到自己在读文章就关掉，直接去干。后来我们大幅增长了，重点变成把利润率做上去，那就是减脂年。

我的结论是：任何一个哈佛 MBA 都能削减成本，但要让收入增长，需要天才。Speechify 连续四年半盈利经营，现在正处在超高速增长阶段。无论你是一家公司、一名运动员还是一个创作者，你都有增肌年和减脂年，你必须想清楚自己眼下处于哪一年。

我绝不愿意无缘无故烧 CAC。可以上涨的是综合 CAC，而不是直接 CAC。我愿意每月花 50 万美元去做 2 万条创意素材，因为这是对创意的投资；我们也获准在 OpenAI 上测试广告，等它向所有人铺开的时候，我们早就非常擅长在 OpenAI 上投广告了。所谓增长，就是去测试新渠道、测试新创意——但我不接受纯粹把钞票点着烧掉，比如投那种没法归因的广告。在我眼里一切都是测试：成功了就加码，失败了也没关系。

OpenAI 广告会做得非常庞大，因为它太了解你了。Meta 广告好，是因为它知道你在 Instagram 上给谁发消息，能把定向做得非常好；OpenAI 了解你的全部历史、你的兴趣、你内心深处的想法。现在它的 CPM 极高，但只要用户会转化、你能做归因，付高 CPM 完全没关系——这是很多人没意识到的一点。

在 Instagram 上做白名单投放（whitelisting）。找一个同领域的创作者，让他做一条视频，然后说：给我做 20 条，你不需要发到主页，我自己拿去投广告；效果好的，再从他的账号原生发布并加大预算。我们现在每天测试近 1000 条 AI 生成的广告，每月还和真人制作约 8000 条原生内容。

常做的一件事叫「换皮」：我妹妹 Geffen 负责广告团队，我们有一堆她出镜的优质广告，然后把她「变成」一位 60 岁的老太太、一位 40 岁的男人、非裔或亚裔的形象，背景从咖啡馆换成图书馆，所有变体都测一遍。付费转化最高的是三四十岁的人；18 到 28 岁使用量惊人；60 岁以上需要老花镜，所以用 Speechify 用得特别多。早期所有广告都是我自己出镜，拿手机一个人把医学生、律师、阅读障碍患者演了个遍，转化很好但很快到了天花板。后来发现女性转化比男性好得多——现在用产品的女性比男性多一大截，只因为团队恰好偏重女性视角。你必须在视频上把一切都测试一遍。

因为本质上这是套利游戏，如果用的工具跟所有人都一样，你通常赢不了，所以我们自己建了平台。契机是几个月前我女朋友去迪士尼乐园，我有了四天自由时间。我去上了 Alex Hormozi 的 AI 生成视频广告课程，然后把那个社区里的人都招了过来，一周内招了 10 个人，七天二十四小时满脑子想的都是生成内容，目标是每天测试 1300 条广告。

最开始我用 n8n 搭流程，结果所有端到端实例都超时，后来干脆做了自己的平台：AI 自动给广告换皮，自动发布到 Meta、TikTok、YouTube 和所有平台，数据全部回流。大模型每周都在变——先是 o1 特别好用，然后是 Claude，接着是 Seedance，现在是 ChatGPT 的新图像模型。你就是得不断测试、不断迭代，找到能跑通的流程。

发布出去，把一大堆东西往墙上扔。不管多聪明的人，都不可能提前预知哪条能转化，真的不可能。测完之后在 Meta 里看点击率、CPA、CPM。如果「获取一个付费用户」的成本低于某个阈值、比其他一切好不止一个标准差，就把它放进主力 campaign，跟历史上表现最好的广告同台竞技：表现好就加预算，差就减预算直到砍掉。

这就像进化论——你把它放进野外，看它自己能不能活出来。有点像「疯狂三月」的淘汰赛：每天从 1300 条里选出当天的前几名，胜出的可能一条没有，那就什么都不上线；也可能赢了一大堆，那就全部晋级进入下一轮更激烈的竞争。这几乎复刻了 TikTok 和 Instagram 本来的算法——你发一条视频，1000 个人看到，表现好，1 万人看到，再好，1000 万人看到。效果广告是同一回事，只不过你的每一次展示都要付费。

我列了一份「历史上表现最好的 100 条广告」清单——每条真正搞笑的超级碗广告、每条让我看哭的广告、每条拿过大奖的，从大概 500 条里精选出前 100 条，把每条广告的脚本都读一遍，重写成跟 Speechify 相关的脚本，然后给这些广告加码。

视频里通常的规律是前 3 秒定输赢，但我自己总结的规律是：第一帧画面就定输赢，也就是最初的 1080 像素——我希望前 1080 像素尽量疯狂。模板套路才是真正管用的东西：MrBeast 玩得特别好的「阶梯」套路——1 美元的酒店、100 美元的酒店、1000 美元的酒店、100 万美元的酒店——同一个套路，只换视角、换玩法。而且在效果广告里你发多少次都没关系，它活在付费墙后面，只被推给该看的人。所以干脆测 800 个变体，为什么不呢？

我基本上亲眼见过他叫停一场上百人在场的拍摄，就只为把门重新刷成粉色。没有任何天才能凭空判断广告里什么能转化，但 Jimmy 就是知道什么样的自然内容能转化——他脑子里就像装着那个算法，那纯粹是数据：他从 13 岁一直到今天都在研究什么东西能转化，对人类心理的拿捏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

第二是格式：他们的视频极其数据驱动——这个格式有效，就想怎么在这条视频上加码、怎么做得更惊艳。第三，转化最好的内容是那种甚至不需要语言的内容，因为它在全世界每个大洲都行得通。概念要简单到什么程度？有个做防风防水的公司，最好的广告就是一只水桶：桶上戳个洞，水漏出来，把他们的材料贴在胶带上再贴到桶上，水就不漏了。桶、洞、胶带、水——这些概念人人都懂。对我们来说，PDF 是个复杂概念，而书不是，所以我们表现最好的广告里出现的是书。

Claude Code。我们曾是 Cursor 的重度用户，两年前买了 Anthropic 的团队版。很多人在 Cursor 的终端里用 Claude Code，我更希望他们在 Claude Code 的 IDE 里用，那样更强大。但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把它用到极致。有些人花了 3 个月才来申请开通某些功能——我一直在推着大家去撞使用上限，我们也在不断加大投入。

很快就要到那么一天：我们花在 token 上的钱，会超过实际发出去的工资。我预计明年就会超过。现在主要还是工程团队，我希望把更多 token 花在增长团队和创意团队上，但要让那件事有意义，还得先建立多得多的测试机制。

我表现得比实际需要更极端，因为我要把人们从最右边这一端，一路推到最左边那一端——他们只要走到中间跟我汇合，我就满足了。我会说：如果你一天花不掉 1000 个 credits，我会对你很失望。把截图发给我，我会把整个工程团队拉进 Zoom，共享屏幕，演示我是怎么用的：Tim，你在这方面特别在行，给我们展示一下；Tyler，你做得太棒了。我们就这样不停地做演示，让每个人都清楚别人用了多少。

如果你不用这些工具，就要解释为什么——解释不清，那我们将很难继续共事。给你 24 小时，发我一个 Loom 视频，讲讲你用 AI 做出了什么东西。公司里学东西最快的是我弟弟 Tyler，他负责 AI 团队，整个工程团队的信条就是：把一切学到手，你就赢了。

每个人工程能力都非常强，所以沟通变得格外重要。我绝不允许你卡住别人的情况：如果有人卡住了你，你有责任告诉他「你是我的瓶颈」，一天提醒好几次；但如果那个人无法为你解卡，你就应该马上去学如何自己解卡。如果有人发消息请你帮忙解卡，你就有义务回复——可以是「我现在正忙，下午四点前给你答复」，给个时间表，或者直接给答案。没收到回复就打电话。年轻人特别怕打电话，其实只要拿到答案、继续往前走就行了。

「泰坦尼克号法则」：电影片长三个小时，每个人都应该能陪家人去看场电影。如果你在 3 小时内没回复，你可以说「我在看球赛」——没问题，但你必须回复。我们能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实在太幸运了：可以远程工作、可以去任何地方、可以周一下午三点工作，但你必须把承诺的工作做完。所有东西本该在昨天就发布上线——速度是任何公司第一大战略优势。如果你不是在为速度做加法，那么按定义，你就是在拖慢速度。

我们讨厌开会。一场 60 分钟的会议，前 30 分钟后 30 分钟你都得守着，没法专心思考自己手头的项目；一个人讲、五个人听的场合，本来就该是一封邮件。会议变成公司核心的地方，往往是那些还不清楚自己方向的公司——不如和团队一起去健身，一边练一边聊。长篇 Slack 消息基本都该打电话解决，不然你手下本该写代码的工程师，全都把时间花在读 Slack 上了。

绩效评估完全是浪费时间，问题在于你事先没把目标沟通清楚。一个人进 PIP，通常是因为他没把东西真正上线生产。我的比方是：你是个送奶工，做出了全世界最好的牛奶，也装进了瓶子，可你并没有把它放到我家门口——牛奶坏掉了，这批好奶就完全没了意义。橄榄球也一样，球没越过端区线就没有得分。领导该做的是打个电话：哈利，我们一起工作 30 天了，你还没上线过任何东西——72 小时之内把你的东西上线，功能太大就缩小范围，八个功能只盯准一个，但必须上线；谁审批你的合并请求，就打电话让他现在实时给你审。

72 小时结束后还没送到生产环境，这不需要什么绩效评估——这个人只是不对结果负责。我们公司没有「经理」，只有「带头人」：带头人必须是团队里最强的个人贡献者。我不喜欢坐在大后方喊「拿下那个山头」的将军，我要第一个冲上山坡、第一个与敌人交火的人。我们把绩效管理会议从每周 8 小时砍到 15 分钟、隔周一次——只要养成习惯：每天早上，团队把前三项优先事项发给你，方向没跑偏就不用回复。

在一个软件工程已经被商品化、设计也已经被商品化的世界里，靠写代码造出来的东西没法把自己 QA 到完美——不同设备、断网、各种边界情况，仍然需要真人来做。哪怕很好的工程师和设计师，也常常不会把自己放到用户的位置上去测试。假设你用一段很棒的提示词生成一个功能，它已经跑到你的手机上了，那接下来 48 小时，就是你专门去找 bug，把它打磨成不会崩溃、坚不可摧的软件，然后再上线生产。把一款产品从「不错」变成「伟大」的东西，就是 QA。

人们经常谈 IQ、EQ，但最重要的是 AQ：当事情变得真的很难的时候，你能撑多久？想象一辆开过稀树草原的 Jeep——我不要开得最快的 Jeep，我要那辆不会爆胎的、能坚持最久的。有时候你会看到某个工程师愿意连续八个小时死磕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大多数人 30 分钟就放弃了，但真正推动公司前进的事，往往都在死磕五个小时之后才会出现。

我朋友 Valentine Perez 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斜率上多一点点，就能弥补截距上很大的一段差距。你从哪里起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成长得有多快，而成长速度直接取决于你愿意承受多少痛苦。发现人才的方式，就是去看人们真正做过、并且真的发布上线的项目——注册 Apple 开发者账号、把 App 上架、配置 Cloudflare 并确保网站三年后还在。你不必是天才，你只需要愿意去做。

第一个是任何你能发现不诚实的场合。我最不喜欢的是，有人甩给我一个数据说「我把某指标做到了 XYZ」，你问得越多，越发现他们在悄悄偷换分母的定义。第二是话太多的人——我听到的每句话信息密度必须很高，否则你是在浪费团队其他人的时间。第三，你不想招那些过得太舒服的人，你想要忠诚的人。我总会问：是什么让你有兴趣来 Speechify 面试？「我想赚更多钱」是非常糟糕的回答——别人可以开更高的薪水，在我们花一年把你培养出色之后，你就走了。好的回答是：「我有个孩子有阅读障碍」「我有个侄女有多动症」「我自己每天都在用这个产品」。

我们为什么几乎不从 Google 招人？因为来自 Google 的人是从一种极度富足的环境里走出来的，身上的「饥饿感」跟我们想要的不是同一种，你需要帮他们戒掉一些根本性的坏习惯，而这些习惯可能会以很糟糕的方式侵蚀你的文化。Speechify 真正意义上的流失案例只有一例——那个人后来直接去为 Elon Musk 工作了。好吧，这说得过去。

人们离开的不是公司，而是他们的经理；而且人们离职通常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生活里另一件让他们不满意的事——找出是什么，然后把那件事替他们解决掉。早期有位很棒的队友想离开，因为他觉得在湾区没朋友。我让他写下人生最想达成的十个目标，结果全都围绕友情。我说：今天的任务就是不做任何 Speechify 的工作，给我一份 50 个你想在湾区交朋友的人的名单。然后我给名单上所有人发了 Instagram 私信，请他们来我家院子周五晚餐——那 50 个人里来了 35 个。他交了一大堆朋友，留了下来。

我们现在的 COO，当初办不下签证，找了 15 位律师没人愿意处理，最后我自己去读移民法，琢磨出怎么直接帮他拿到绿卡。还有一位 base 在乌克兰的出色工程师要离职——那会儿战争即将爆发，我飞去了乌克兰，登机时甚至签了一份免责声明。我在那里跟他一起工作了三天，还和当地人办了一场黑客松，问题解决了，他留了下来。

当年我们对 A100 GPU 特别兴奋，H100 出来时速度比以往任何产品快三倍。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想花几百万美元买 H100，根本没人愿意卖给我们——这本身就是信号。后来 Jensen 在财报电话会上做了一次展示，我们越来越清楚：市场给英伟达的定价是错的。我只是直接买了一堆英伟达股票，而 Tyler 买了三倍杠杆的期权，现在大概涨了 36 倍。

我的本科专业是可再生能源工程，2015 年我把三分之一的钱投进了特斯拉，因为我做过光伏工程的毕业设计，我就是懂当时正在发生什么。Charlie Munger 和 Warren Buffett 有那套「二十格打孔卡」的理念：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有 20 次投资机会，每个人都会成为好得多的投资者。我十年投资最大的教训是：你必须先分散，才能走向集中——足够广撒网，才有资格深入；然后当那个人站在你这边的时候，三倍加注。能源方面，我是十足的「太阳能最大化主义者」；SolarCity 的启示是，创新不一定是技术上的——它其实是一家金融公司，说服银行把太阳能板的价值按 30 年摊销，由此成了美国规模遥遥领先的家用太阳能安装商。市场落地的创新同样是蜜罐。

不对外公开，估值也不公开。通常人们公布这些数字只有三个理由：吸引更多用户——我们几乎每周都能涌入近百万用户；招人——去年有 17.8 万人申请 Speechify 的工程师职位；吸引更多投资人——我的收件箱里每周都躺着 10 位很棒的投资人。那都不是我们需要的。Speechify 有 110 万条五星好评，占 B2C 语音 agent 市场 94% 的份额，为人们朗读的内容量超过世界上任何一款 AI 产品。如果你的产品做到月营收超过 1000 万美元，请给我发邮件——我很想跟你聊聊怎么获取更多用户。

Charlie Songhurst 是我的第一个投资人，后来 Figma 的 Dylan Field、Instagram 的 Mike Krieger、Ev Williams，还有 Zillow、Audible、Grammarly、Robinhood、Honey、23andMe、Plaid 的创始人，以及 Richard Branson 和统领过高盛的 Gary Cohn 都进来了。我意识到的一点是：如果你幸运地把闪电装进了瓶子里，你是不会想让别人知道的。投资上我也是同样的教训：我分辨不出「十分里的七分」和「十分里的十分」的差别，但我非常擅长识别一到七分这个区间——如果我投了我见过的每一个达到七分水平的创始人，我的成就会是现在的 7 倍，我本可以在 ElevenLabs 占到 2%。招人同理：如果你真的信任一个人，你就付得起明显更高的薪酬。

个人方面是医疗上的事。我弟弟 Eric 有神经炎症和精神疾病，会引发强迫症和妄想。我们做了蛋白质组学分析，把他整个基因组做了图谱，放进 Supabase，为它写了一个 MCP，然后让模型把他基因里的异常和每一篇已发表的、关于基因组异常的论文逐一对比——最后我们发现他的基因表达有四处异常，那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突破。

我父亲过去八年前列腺癌反复发作。有段时间他的 PSA 持续升高，意味着癌症复发了，只是我们不知道它藏在身体哪里。下一步要做的叫 PSMA 扫描，但医生拒绝了：肿瘤太小，静观其变。那是我听过最糟糕的建议——既然已经知道他得了癌症，再干等三年是件极其可怕的事。于是我上了 Kaggle——全球最大的数据科学家竞赛平台——雇人帮我从放射学报告里诊断父亲的癌症，对着开源的 PSMA-PET 扫描时间序列数据，提出了四种理论，开始建模型。

后来我意识到有一台机器能帮到我们：UCSF 能做标准的 PSMA-PET 扫描，扫直径 4 毫米的体素；但全美国只有三台的 uExplorer，能扫直径 2 毫米的体素，其中一台在 UC Davis。我联系了负责实验室的人，他同意给我父亲做检查。12 月我们就在那台更高精度的机器上完成了扫描，发现肿瘤在他左侧精囊里。如果我跟医生对话时没有让大模型一直开着，我绝不会有那么大的底气去逼医生安排检查，也肯定找不到那台机器。1 月 7 日，他的左侧精囊被切除了，恢复得很好。

问题其实不在医生，而在于这套体系：医生必须按统计数据行事，还得确保自己不会被起诉。正因为我们自己会去学习、也愿意自己承担风险，才能去做一些带来更好结果、但风险稍高一点的事情。我的主张是：尽可能多地去学，成为自己——或者家人——医疗经历的主导者。

我们有个安全漏洞，让人可以免费使用我们的模型。我是知情的，当时的取舍是：要么堵漏洞，要么在 AI 模型上发新功能——我两次都选了发新功能，后来就真被黑了，损失几十万美元，算是自找的。我开始追查，攻击来自一个学校域名，我干脆给那所学校的教务长发消息，找到了那个孩子。开了 Zoom，他坦白承认——他其实不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让他停手，他就停了。

我跟他说：跟你说实话，这挺厉害的——这正是我要是在你这个年纪、又不知道边界在哪的话，会特别想干的事。我雇他帮我做私人项目，早期 Jarvis 能打电话的那个版本就是他做的。后来他干脆搬来跟我一起住，先在洛杉矶，后来迈阿密，建立了足够的信任后加入了核心团队。我的理念是：如果你发现某个人很有才华，那你最好跟他共事。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领袖，往往和冲突过的人继续合作。

去年 Jimmy（MrBeast）说想做一期视频：一个人在美国中部从零开始，没钱、没手机、没电脑，自己创业。我在一个沃尔玛停车场里睡了 11 天，花三天赚够买 iPhone 的钱，又花五天赚够买笔记本电脑的钱，去披萨店和健身房打过工——结果这期视频基本上搞砸了，我非常沮丧。我为自己做的每件事承担 100%、200% 的责任，但这次我怎么也想不出还能多做些什么。

花了几个月我才想明白：我变得满腹怨气，忘了感激——我正在做一件非常酷的、可能激励数亿人的事。我曾以为自己最大的优势是 AQ，别人停下的时候我会继续走，我做的重复次数比任何人都多。但那不是。我最大的优势是，我通常非常懂得感恩，而且非常乐观。而在事情变得最艰难的那一刻——大约第九天，我饿得不行——我忘了感恩，也忘了乐观。所以要让一个人拥有超强的 AQ，核心要素就是：能在任何处境里找到好的一面。

那次经历之后，我对街头的人大方得多——我会直接走进便利店买一部安卓手机送给他们，因为那正是我当时最渴望得到的东西。没有手机你就没有谷歌地图、没有 Wi-Fi，连打电话找工作都做不到。政府应该给每个想要的人免费发一部手机，这属于基本人权。而基尼系数正变得非常糟糕：几乎所有的价值都流向了做出消费者订阅产品的人——只要想明白推理成本，你基本上就是在印钱。解决办法是别当卢德分子：拥抱这些工具，当一名创业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容易过；另一半答案是让人们重新掌握技能——人们只是需要被唤醒。

我认为人类本质上正在经历一种新形式的进化。进化不再关乎你的生理机能，而是关乎你的大脑——能否更快地摄取信息、理解那些信息，并以不同的方式运用它。奇幻有声书里有一种叫「灵伴」的东西，就像一匹能在精神上与你相连的恐狼。我对我的电脑、我的手机、我能用到的所有工具都有同样的感觉——还有我的团队，Speechify 就像一个遍布全球的活的有机体。

我就是怀有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信念：我们能解决一切。我弟弟至今还在生病，但我们一定会解决。你可以学会任何东西——用 ChatGPT 拍一段视频，它会告诉你空调怎么设置、炉子怎么用。你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去做事、去创造东西，而我们的孩子会在这种心态中长大。我对这个世界的梦想是：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拥有比今天更高的自主权。负面是，有些人把所有决策都交给 AI，反而觉得自己自主权更少了——所以你需要让人坐在驾驶位上，使用工具，而不是让工具来使用我们。

从 26 份大学申请到每天 1300 条广告，从沃尔玛停车场到全美仅三台的扫描仪，Cliff Weitzman 的方法论说到底只有一条：把工作量堆到别人放弃之后，然后对每一件事心怀感激。正如他在节目开头说的——我们身边这个世界，是由并不比你我都聪明的人建起来的，你也能做成事，随时准备出发大干一场。